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爆发后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地处抗战大后方，在十四年抗战中未直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但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遵义人民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城乡男女老幼积极参与、支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为最终战胜罪恶的法西斯侵略者贡献了遵义力量，在全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遵义篇章。
爱国运动先驱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统治集团常年对内灌输极端侵略思想、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对外疯狂扩军备战、步步紧逼蚕食邻邦。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十几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针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特权和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签字同意的丧权辱国行径，共商救国大计。北京大学法科系学生、遵义青年谢绍敏悲愤交加，当场咬破中指，撕下白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揭之于众。在场学生见此情景，被这个来自千里之外的西南小城青年的爱国情怀感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情绪更加高涨。会议决定第二天全市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在北京、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的遵义籍学生谭星阁、杜叔玑、朱穆伯、庹俊生、张季棻、晏平全等，陆续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回家乡。但由于贵州交通不便和当局封锁消息，直到5月19日省内报纸才有所报道。经过酝酿和准备，6月19日，遵义城部分爱国学生冲破当局阻挠举行罢课、集会，成立遵义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学生运动，商人、工人等闻讯后也加入到爱国运动中来。6月23日，遵义全城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同时罢教、8个行业商人罢市、2家丝织厂工人罢工，声势浩大。遵义成为全省第一和唯一出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三罢”风潮的县城，展现了遵义人民较高的爱国热情。
7月16日，贵州学联支会正式成立，随后遵义各县成立学联分会，从县城向农村集镇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余庆县学联分会撰写了“余钱休买倭奴货、庆幸将还祖国魂”的对联，遵义县学联分会组织学生到团溪、鸭溪、懒板凳等地，带动高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广泛抵制日货。广大女教师、女学生们积极参加斗争，体现了遵义女性的觉醒。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19年冬天，显示了遵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促进了广大遵义人民的觉醒。
抗战宣传动员区
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消息传到遵义，社会各界群情激奋，愤怒声讨侵略者，抗日救亡的呼声遍及城乡。遵义地区党的组织乘势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唤醒广大群众的爱国意识，克服当局消极避战思想，推动抗日救亡斗争日益高涨。
当年10月初，遵义县城（今红花岗、汇川城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沦陷区同胞、痛斥侵略者。10月10日，3000多人参加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赤水后，遵义地区早期党组织——中共赤（水）合（江）特支组织“少共”团员、平民夜课学校学生、赤水兵工厂工人、进步青年等群体在赤水县城大十字街口搭台讲演，讲述日军侵略东三省真相，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寇，誓死不当亡国奴，举行游行示威，并高唱“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宣传活动持续时间达1个月。1931年12月中旬，中共党员段雪笙应邀返回家乡，在赤水县城北街古月堂召开座谈会，向当地党员和进步群众宣传抗日形势，推动了赤水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会后，中共赤合特支的外围组织“流波社”和“读书会”也建立起来，并以发行刊物形式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1932年春，务川高、初两级学校由校长龚筱光发起，组织学生下乡走村串户并利用集镇赶场等时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同年秋，在上海求学的遵义籍中共党员夏爵一等创办《黔人》刊物，向家乡青年宣传抗日形势。1933年，遵义籍中共党员余正邦从北平回乡，在遵义省立三中和女中任教，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新文化和爱国民主新思想。1934年，中共党员周司和等人从四川来到遵义，在学生中成立“反日反帝大同盟”。
1934年至1936年间红三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务川、凤冈、余庆，特别是1935年中央红军在黔北大地转战数月，建立了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的组织，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留下了“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欢迎白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抗日标语，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激发了遵义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红军转战遵义期间，党和红军领导黔北人民积极创建黔北苏区，还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苏维埃政府等6个县级和40多个区、乡级苏维埃临时政权组织，成立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等地方革命武装，以及“遵义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同盟”（简称“反帝拥苏同盟”）等革命团体。红军撤离后，群众将“长征北上打敌人”等抗日救亡思想融入自发创作的山歌、民谣、花灯调等民间说唱艺术中进行传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下，遵义各界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1938年夏秋，中共遵义县委指派副书记谢树中和党员傅邦瑞，团结和依靠陈福桐、潘名挥等一批进步青年，实际上掌握了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权，先后创办了《活路》《游击队》等抗日宣传墙报，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发表评论文章，在城区要道、商店门口及近郊场镇张贴，并带动团溪、三岔、茅坡、板桥等远郊场镇办起类似墙报；在丁字口设立“献金台”，将募捐所得用于慰问抗日军人家属；组织歌咏队，深入城乡演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为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在遵义播声电影院成功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日剧目；编印《抗战歌选》第一集（37首），在遵义城乡广为传唱。之后，中共遵义县委还组建了民众话剧社，排练《新凤阳花鼓》《捉汉奸》等抗日剧目，在遵义县城和三合镇等地演出。湄潭党组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订阅《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解放》周刊等进步刊物，组织读书会、宣传队、歌咏队，开展抗日街头剧演出等救亡宣传活动和慰问抗日军属；1938年暑假组织师生40余人成立名为“飞鹰徒步团”的暑假抗日宣传队，徒步数百公里，经遵义到贵阳沿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初，中共遵义县委在老城大士阁对面街口组织开办“快读书店”，秘密出售抗日进步书刊；同年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督导长官冯玉祥带领国民党第二巡回演出队到遵义演出，遵义当地党组织乘势组建“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并团结进步人士，编印《抗战歌选》第二集（43首）和《活页歌选》，组织歌咏队，推广传唱抗战歌曲，并于1940年春至1941年夏举办三次大型音乐戏曲演出。冯玉祥巡视桐梓期间，遇见城区女子小学宣传队义卖学生劳动课制作的手工花和手杖、笔架、笔筒等竹制品，以30块大洋买了一朵花，引发各界人士为抗日大业慷慨解囊。1940年秋，道真县淞江小学40名师生组成抗日宣传队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风险，在梅江场开展演讲。
抗战期间，黔北各地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感召下，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除当时官方成立的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之外，各地民众还开展了其他不同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例如，遵义县境内，尚稽大同中学举办抗日画展，洪关、平正、毛石等地少数民族群众组建抗日自卫队；绥阳学生成立“反日新剧团”，创办抗日刊物《绥中学生》；桐梓开展义卖募捐、“一碗米”活动用于支援前线或慰问抗日军属，在外学生组织“寒假回乡抗日救亡话剧社”；正安县城学校成立“抗日宣传队”，安场中心小学教师创作的抗日剧目《血》主题鲜明、通俗易懂、震撼人心；务川成立“抗日运动委员会”，务川中学成立“胜利剧社”并演出了以卢沟桥事变前后为历史背景的抗日大型话剧《桃李春风》。1942年，仁怀县喜头区中心完小教师杨腾超组织学生表演街头剧《捉汉奸》，亲自饰演汉奸角色，因表演逼真，被不知真相的乡丁开枪误伤身亡，断气之前呻吟“打倒日本”不止，后由当地群众安葬于喜头小学操场边的大松柏树旁，并捐资立碑纪念。
此外，浙江大学、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陆军大学、海军学校、陆军步兵学校、军官外语补习班、德智中学等内迁遵义的机关、学校和团体都组建了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团体。1944年，著名戏剧家田汉、熊佛西等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的“西南文化垦殖团”来到遵义，与遵义文化名人和内迁院校师生一道，以话剧演出、文艺研讨、举办画展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浴血杀敌英雄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义大批适龄青年踊跃应征入伍，还有不少青年不在征集之列而志愿从军。有的地方官员也亲率志愿兵入伍，如凤冈县县长陈势涛组织1500余人的“抗日志愿兵团”，亲任团长，率部入伍。遵义健儿奔赴抗日疆场，前仆后继，英勇杀敌，为歼灭日本侵略军、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据历史档案统计，全面抗战八年间黔北12县共有139286名热血青年入伍参军，其中，遵义县应征入伍44160人，志愿参军200人；绥阳县应征入伍9342人，志愿参军52人；桐梓县应征入伍约10000人，志愿参军175人；仁怀县应征入伍13773人，志愿参军133人；习水县应征入伍8940人；赤水县应征入伍7036人；湄潭县应征入伍10122人，志愿参军111人；凤冈县应征入伍6983人，志愿参军1528人；余庆县应征入伍3809人，志愿参军252人；正安县应征入伍约10000人；道真县应征入伍6697人（1941年建县起至1945年），志愿参军30人；务川县应征入伍5943人。此外，先参加红军后参加抗日，或者在抗战中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遵义籍中共党员有姓名可查共97人；抗日部队中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应募入伍的遵义籍官兵约1万多人。在十四年抗战中，遵义直接参加一线对日作战的兵员共计15万余人，约占贵州省抗日总兵员639631人的23.45％；约占当时遵义全区年均总人口2282021人的6.57％。
遵义健儿背井离乡，奋勇杀敌，许多将士牺牲异乡，未能见到抗战胜利，准确人数难以全面统计。根据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等有关历史档案，目前仅可查到遵义、桐梓、凤冈、正安、道真、务川、仁怀、赤水8县共牺牲1004人，更多英烈的姓名和事迹已然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其中，遵义籍官兵较多的第85师参加太原会战，1937年10月在山西忻口与日军激战21天；1944年4月参加河南会战，在河南灵宝与实施“一号作战”的日军精锐激战8昼夜，大部分为国捐躯。第103师1937年远赴江阴要塞，防守黄山、君山、巫山、稷山、定山一线70天；在南京保卫战中奉命坚守明城墙正门光华门一带，仅500余人生还。第102师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付出巨大牺牲。有名可查的遵义籍抗日英烈有在江苏砀山战役中牺牲的102师兵站站长柏宪章，在河北阜平县小水峪反“扫荡”突围中牺牲的《晋察冀日报》国际组长胡畏，在同蒲路护送同志前往敌后过程中遭遇日伪军突袭阵亡的佘福谦，坚贞不屈惨遭日寇杀害的怀有身孕的女共产党员陈淑蓉等。
遵义人民通过举办公祭公葬，修建纪念碑、忠烈祠等方式缅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1937年10月和12月在遵义县城分别为忻口战役中牺牲、战前以“我死国活、我活国死”激励将士的武汉籍抗日将领、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曾经驻军遵义，治军严明，并率军修筑养护川黔公路）和同在此役中牺牲、战前在阵地上与夫人作书诀别的遵义籍将领刘眉生少将（身故后追赠）举办盛大的公祭公葬大会，1939年秋在绥阳县城为浮山战役中阵亡的遵义籍将领彭镇璞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大会。湄潭、道真、凤冈、余庆、务川等地先后修建了纪念建筑物或设立纪念设施，均有大批民众前往悼念祭祀。
物资援助大后方
抗战时期的遵义，社会经济尚不发达，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为了支援前线抗日，遵义人民节衣缩食，积极支持兴办各类实业，完税纳粮、义务献工，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年，遵义克服工业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欠佳、交通运输不便等困难，支持或直接参与建成了一批建设项目。例如，为了向内迁的四十一兵工厂提供电力，技术人员和当地民工利用天然地下溶洞，克服技术难题，并躲过日军侦察、破坏，历经艰险建成桐梓天门河发电厂，当年兵工厂技术人员创作的《石工歌》以“胼手胝脚、风曝雨夜以继日，无时或宁”描述参了与艰苦建设的民工。建成遵义酒精厂，生产酒精用作汽车燃料、化工、医药等，1941年投产当年生产酒精300吨，最高年产达到2250吨。同时，遵义还开办有桐梓酒精厂，以及国源、合济、国柳、兴华、富华等中小型酒精厂，为因日军封锁海陆运输通道而缺少汽油的中国抗战军民提供了珍贵的燃料。
遵义作为省内粮食主产区，广大人民抗战期间承担了繁重的粮食征收任务。以桐梓县为例，1938年田赋比抗战前增加3.5倍，广大农民为完成军粮任务，自费肩挑背扛、马拉牛驮将军粮运送到县城。据史料估算，仅1941年至1945年，遵义缴纳粮食不少于270万市石，占全省纳粮总量的22%以上。1939年，遵义大兴面粉厂在白虎头(现大兴路邮政大楼处)动工修建，并在多地设立粮食收集机构，为抗战军民提供更便于运输、储藏的粮食制品。
此外，遵义作为全省盐、烟、酒、茶和矿产等产品主产区或流通地，承担了大量相关税赋。以盐税为例，赤水、仁怀两地作为川盐入黔的主渠道，要承担40%的盐税。保守估计，遵义当时纳税额比例约占全省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随着华北、华中等地大片国土沦陷，地处陪都重庆和省会贵阳之间的遵义交通战略地位更加重要。遵义及周边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遵义人民也为此无偿大量献工，有的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主要工程有：一是公路建设。包括花秋坪“七十二道拐”在内的川黔公路改扩建，遵（义）—思（南）线的遵（义）凤（冈）段130公里，新建遵义环城路（今内环路）以及遵义至团溪、遵义至绥阳、遵义至茅台、遵义至鸭溪等公路；新建乌江钢桁桥，耗资500多万元，为西南公路运输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抗战中新建的中国著名钢桥之一。二是机场建设。新建老卜场机场，动用民工8.7万多人，耗工384万多个；新修龙坪机场，耗工1000多万个，其中死亡民工449人；余庆县倾全县之力，男女老少轮流上阵支援黄平机场建设，先后被征调民工15.35万人次；务川县支援思南塘头机场建设，征调本县800余民工参加修建。三是水上交通建设。整治航道、码头，整治赤水河上元厚滩等航道和赤水、元厚、土城、二郎滩、马桑坪、茅台等码头，打通了赤水河素不通航的重大险滩——大猿猴滩，极大改善了赤水河航运条件。以上仅是征用民工的一部分。吃苦耐劳的民工们自带口粮和衣被，无偿尽义务，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
内迁军民庇护所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气势汹汹，大举入侵，大片国土、城池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于1937年底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军工企业和沦陷区的大专院校纷纷内迁。遵义地处川黔要冲，群山环抱，远离抗战前线，相对较为安全；且遵义人民勤劳勇敢、善良仗义，经济、文化条件相对优越，故成为众多机构内迁并坚持抗战的首选落脚地之一。
抗战期间，遵义接纳的内迁机构主要有第二军械库（即子弹库，总库设在老城，设龙坪、凉水井、礼仪坝、四面山4个分库）、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军官外语补习学校、浙江大学、德智中学、四十二兵工厂（驻李家湾和排子洞，生产储存子弹、炮弹等）、战时中国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第二保育院和第三保育院、美军总部驻遵办事处、四十一兵工厂（生产机关枪、步枪等武器）、海军学校、中央军校四分校、陆军108医院、大夏大学等。
其中，浙江大学于1940年至1946年在遵义期间，办学环境相对安宁，发展迅速，成果卓越，获得了“东方剑桥”的赞誉，而且因为爱国抗日民主运动有声有色，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面对1944年底日军进犯贵州，该校积极实施“自卫防护方案”，并开展武装斗争据点调查等游击战争准备工作，无愧于“文军”的称号。源于晚清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迁来桐梓的海军学校，图书馆大门上高悬“雪甲午耻”匾额，校风优良，学风扎实，内迁期间培养的毕业生遍及海峡两岸多个重要部门，学校教官还利用课余时间在当地中学兼职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在抗战中，尤其是1944年黔南事变时，日军一度占领黔南独山等地，大批过境抗日部队、驻军、难民涌入遵义，遵义人民满怀深情，节衣缩食，捐钱捐物，热情慰劳过境抗日部队，供应驻军食宿，救助逃亡同胞。仅1945年初，遵义县城设立难民救济站和难民收容所，4个月共救济逃亡同胞11036人。其他各县，如桐梓、湄潭、赤水、绥阳、余庆、道真、务川等，也尽力救助了许多过境逃难同胞，援助驻军。
抗战期间，中国飞机和援华美军飞机曾经有9次9架飞机先后在务川、道真、习水、余庆、正安、凤冈坠毁，当地人民闻讯冒险救助，用滑竿等工具，跋山涉水护送3名中国受伤飞行员到重庆或贵阳，救助2名美国受伤飞行员返回黄平机场，妥善安置7名遇难飞行员遗体，翻山越岭运送飞机部件等设备。
十四年艰苦抗战，遵义人民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将士、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在黔北大地上留下了天门河水电站旧址、海军学校旧址、浙江大学迁遵旧址等遗址遗迹，留下了传颂至今的许多感人肺腑的英烈故事，书写了遵义人民珍爱和平、保家卫国、勇于革命的重要篇章，与全国人民共同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更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养分。
来源：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李京湄 瞿志刚（见习）郑也
